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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印刷的，官方都有权指摘它的内容。这点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我感觉到，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说的那样，除非你是个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有些人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认为我的这种信任使我上了当，其实这种人很可能还是自己看错了。在后来把我吞没了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曾被用作借口，但是人们真正恨的还是我本人。他们很少把书的作者放在心上，他们要毁掉的是我让－雅克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里所发现的最大罪恶正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荣誉。我们不要一步就跨到将来吧。直到现在，这个谜对我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否在读者眼里揭开。我只知道这样一点：如果我公开发表出来的那些原理应该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那些对待的话，我早就成了那些原理的牺牲品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把那些原理表现得最果敢——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一部，甚至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产生出它的效果了。然而虽不是没有人曾想跟我寻衅争吵，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到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印行，它在法国就跟在荷兰一样，是公开出售的。自此以后，《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同样地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副主教所表白的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既然没有为前两部作品激起任何流言蜚语，那么使后两部作品招来流言蜚语的当然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论了。

      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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