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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都有的一个共同优点，如果不是预先就想把我这个优点剥夺掉的话，他又何必那样津津乐道地自我吹嘘呢？后来他又一心想叫我难堪，拿出些证据来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爱他而不爱我。这个，我倒也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是有这样一种偏爱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种偏爱，是由于德高望重，还是由于会要手腕？是由于抬高自己的声望，还是由于竭力把我贬低？最后，当他把他自己尽情抬高，把我尽情贬低，使我感到他行将赐予的赦免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惠然给了我一个和解之吻，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仿佛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整个这一幕就好象老师训斥小学生，饶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我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不禁感到：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扬，而无事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们总算和好了；这对于我的心来说，终究是减轻了一个负担，因为任何争吵失和都会使我的心苦恼不堪的。大家当然都能猜到，象这样的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是取消了我对他的态度的申诉权而已。所以我就决心忍受一切，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么多的苦恼接踵而来，压得我郁闷不堪，使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圣朗拜尔没有回信，乌德托夫人也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因而开始害怕起来，怕拿友谊作心灵的偶像，把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追求一些幻影上面。经过这次考验之后，在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人还保有我的全部敬仰，使我的心还能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幽居退隐庐以来，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另一个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若是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莫过于把压在我心要的事都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于是我决定在不牵累他情侣的范围内，向他忏悔一切。我并不怀疑我选择的这个办法还是旧情所布置下的一个陷阱，为的是要使我能跟她接近一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真心实意：我恨不得无保留地投向她的情人的怀抱，充分接受他的指导，把我的坦白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相信难能得到他的答复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知道了他所以没有答复我第一封信的原因。原来他没能把他那一次战役的辛劳经受到底。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得了瘫痪症，而乌德托夫人自己也终于忧伤成疾，不能立时写信给我。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通知我说，他已经被送到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敢说这个伤心的消息曾使我象她一样地悲痛欲绝，但是我不信我心里的难过会有逊于她的忧伤和痛苦。我为他病到这种地步而难过，又担心他的病可能是受到心绪不宁的影响，就更加难过了，这种心情比我前此所遭受到的一切更扣动我的心弦；而我痛切地感到，我自己估量我实在没有必需的力量来经受这么多的烦恼。幸而这位豪迈的朋友没有使我长久地陷于这种愁闷之中，他虽然得了病，并没有把我忘掉，我不久就从他的亲笔信里知道，我把他的心情和病况都估计得太坏了。不过现在到了该讲我的命运大变动的时候了，到了该讲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