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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候，就还给他了，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读到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诉我说他是这样做了的，并且极口称赞这部作品，没有说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毫无疑问，心里是准备等作品出版后再为基督教报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写信给我报告经过情形时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