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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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