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37 (第1/3页)

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艺投师”，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预增多，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做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像”的新形式靠拢?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雅化与张恨水不同，在创作宗旨、思想观念以及题材选择上，仍保持着市民文学的本色。它们的雅化，是通俗小说本身的自然演进与深化，既有受新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面。它们主要表现为从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的现代性调适。个别作家思想观念有超越性，但因受类型局限，表现仍是潜在的。

      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是新文学关系最密的近邻，早在战前的调整期和中兴期，就在雅化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沦陷时期，刘云若不是像张恨水那样无止境、无保留地向新文学靠拢，而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不重视新文学，但他采取的是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立场。刘叶秋《忆刘云若》一文中说：

      云若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奇情逸想，层出不穷。……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

      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入妙。〖ZW(〗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P226，重庆出版社1991年。〖ZW)〗

      重在“通”和“化”，而不是简单搬用，这使刘云若的作品始终保持了纯正的“通俗味”。刘云若小说的情节密度大于张恨水，但却线条清晰，密而不乱。更能以几百字就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久久不忘，如同新文学中的老舍一般。据笔者看来，这一是得力于准确传神的细节描写，二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ZW(〗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刘云若的每部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他所熟悉的世俗生活，“描述地区，从来不出天津，最远也只是北京和通州，所以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左笑鸿《刘云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96，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恩格斯说：“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致敏·考茨基》。刘云若便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读者的一切兴趣，摹写社会百态，言谈微中，刻画人物心理，数语传神。沦陷时期的《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力作，不动声色地化用了许多中外高雅小说的技巧，但却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写意化和程式化融为一体，读者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审美水准，对其作品一直热情不减，甚至刘云若自己记错了人物姓名，读者仍能自行弄清，并不猛喝倒彩。在正统文学史中，《吕梁英雄传》一类新章回体的地位要高于张恨水，而张恨水无疑又高于“君名更在孙山外”的刘云若。而茅盾1946年却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