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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暴眼 第0222章缺席者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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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0222章缺席者的遗产 (第1/3页)

        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沪城落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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