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2 (第2/3页)

是否定一切计划，而是如何将计划与民主制度、个人自由结合起来，探索一种‘民主的计划经济’。”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和进步圈层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立刻，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世界报》上予以严厉驳斥：

    “杜威教授被效率蒙蔽了双眼。

    德国模式的核心代价是自由——经济选择的自由、政治表达的自由、思想与生活的自由被国家权力所侵蚀。

    他们用面包换走了自由。

    而自由，正是美利坚立国的基石与灵魂。我们不能为了吃饱饭而出卖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场争论代表了当时美国精英思想界的深刻裂痕。

    与此同时，在大学校园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马恩韦列等人著作的英译本正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流传，为另一种更为激进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

    进入1925年，美国呈现出一幅奇特的图景：

    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狂欢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这种反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西洋彼岸持续涌来的资本洪流与国内深层的焦虑。

    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资本，在红色恐惧和经济不稳的双重驱赶下，疯狂寻求避风港。

    1925年至1927年间，约有15亿美元欧洲资本流入美国。

    但这些资本并非来建设工厂或开发新技术——它们的拥有者担心欧洲的乱局会最终拖垮全球需求。

    于是，这些“热钱”一进入美国就扑向了看似永远上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它们不创造真实价值，只寻求快速的资产增值，将股价和地价不断推高至脱离基本面的危险高度。

    到1927年，美国工业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仅为2.1%（在原历史线上此时约为4.2%），出口受困，农业萎靡。

    然而，同一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却飙升了31%，平均市盈率达到了惊人的28至35倍。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出现了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

    华尔街迅速适应并利用了这种由地缘政治恐惧驱动的资本流动。

    一种新的投机现象应运而生：“地缘政治对冲基金”。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红色威胁对冲基金的产品，其策略直接而冷酷：

    大量做空那些与欧洲市场联系紧密的出口公司股票，同时重仓买入军事工业、国内必需消费品以及黄金相关企业的股票。

    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向客户直言不讳地建议：

    “当前配置应规避对欧出口依赖型资产，转向国防、国内消费及贵金属。

    欧洲的每一次政局动荡或经济噩耗，都可能成为我们投资组合的利润来源。”

    危机，成了一种可以下注并从中牟利的“资产”。

    这场狂欢的门槛前所未有地降低。

    保证金交易让普通中产阶级得以用极少的本金撬动巨大的股票头寸。

    1927年，股市保证金贷款总额膨胀至58亿美元，已逼近原历史中1929年大崩盘前的峰值水平。

    参与者不再仅仅是金融精英，还包括了教师、小店主，甚至是一些抵押了土地换取现金来炒股的中西部农民。

    堪萨斯城的一位中学教师玛格丽特·怀特便是其中的典型。

    她将多年积攒的3000美元全部投入股市，并在1926年神奇地翻了一番。

    在写给姐妹的信中，她兴奋地写道：

    “这比批改作业、管教学生容易多了，也快多了！

    柏林那些人搞他们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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