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2章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风声和带着有色眼镜的老师 (第2/3页)

，窗台上几盆天竺葵开得正艳。

    克劳泽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劳泽老师”——正端着一杯微凉的花茶，和对面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莉丝贝特闲聊。

    午后的阳光照进来，给办公室镀上一层慵懒的金色，但克劳泽女士的心情却不像天气这般明媚，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情绪。

    克劳泽女士约莫三十多岁岁，衣着得体甚至略显考究，呢子裙一丝不苟，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说话时总是微微扬着下巴。

    她出身于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曾是某小事务所的文书，母亲则一直以维持“体面”生活为己任。

    革命后，她凭借原有的文化基础，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幼儿教师。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更是一份维持她所珍视的“体面”和“秩序”的职位，也是她观察和融入“新社会”的窗口——当然，是带着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丝贝特，你说说看，”

    克劳泽抿了口茶，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常的点评腔调，

    “咱们这班孩子，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尤其是有些孩子，家里没什么管教，养得野得很，主意还特别大。”

    莉丝贝特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姑娘，脸庞圆润，眼神清澈，她顺着话头问：

    “您是说……？”

    “还能有谁？”

    克劳泽放下茶杯，用修剪整齐的指甲轻轻点了点桌面上一份学生基本情况表，目光落在卡尔·弗雷迪那一栏。

    档案上父母职业一栏简单地写着“工人”。

    这是韦格纳和安娜的明确要求，也是组织规定，高级干部子女入学登记需淡化父母职务。

    “就那个卡尔·弗雷迪。

    你看看他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说，工人阶级的孩子应该最朴实、最听话才对。

    可他呢？顽劣得很，独立性强得过头，简直不像个四岁的孩子。

    主意正，不服管，还总喜欢出头，拉帮结伙似的。”

    克劳泽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优越感的味道：

    “我对班里每个孩子家里情况，那是要心里有数的。

    教育孩子，得因材施教不是？

    像路德里希那孩子，”她的语气不自觉柔和了一些，

    “人家家里有教养，孩子也大方，虽然有时候活泼了点，但本质是好的。

    可这个弗雷迪呢？啧，跟路德里希很不对付。

    上次为了一个木马，两个小家伙差点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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