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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主要地区都面临着洪水的威胁。

    迎接回国部队并进行了简单的庆祝、表彰活动后，吕梁立即赶往位于长沙的抗洪抢险指挥中心。并在这里一直待到了八月中旬。

    从今年六月开始，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降大雨，气候反常使汛期延长，鄱阳湖、洞庭湖等地区水位暴涨，几千万民众受到洪水威胁。

    洪水既有自然因素的作用，又有认为因素的原因，早在18世纪，四川盆地和川陕楚交界地带就布满了来自外省的“来人”和“棚户”，大批流民进入深山老林，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植被被年复一年的遭到严重破坏，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长江干流上游和各条支流的灾难性泥沙，垫高了江底，并在中下游地区堆成了大片大片的洲诸，而农户为了生存又在洲诸上开垦，阻塞水路。

    另外晚清政治败坏、水利年久失修，长江的“血管阻塞症”越来越严重。晚清甚至城里沙田局，不管水道是否通达，专以出卖泥沙为能事。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围湖造田。使得物华天宝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丧失了抗旱排水的基本功能，要不洪灾，要不大旱。

    北伐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被纳入华国的统治范围。由于吕梁片面的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对地方环境的保护，使得人为的破坏更加严重。尤其是高产稻种的普及和科学种田、农业机械的推广，农村劳动力得到极大提升，大量荒地荒滩被开垦，客观上增加了洪灾的破坏性。

    基因人思维呆板。普通人受时代的局限性意识不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唯一体验过环境保护的吕梁又过于心急。在这个时代吃饱饭是第一问题，其他的都要为此让路，国家贫弱、沉沦太久，所有人都沉醉在高速发展的喜悦中，而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到来。

    虽然没有有意识的进行环境保护，但建国一年多来南方的水利设施建设与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大小水库、堤坝、排水设施、灌溉水渠等的建成使这三省的洪灾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两湖、两江等省份的水利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农田灌溉方面，对于长江干支流堤坝的修固等工作没有被列上政府工作日程，这也是洪水到来后各地屡现险情的主要原因。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需要的投资不是个小数目，也许财政可以支撑这个支出，但国内工业所产出的资源有限，道路、铁路、建筑、军事等用途基本耗尽所有的水泥、钢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还是要在工业上下功夫。

    抗洪抢险指挥中心内，吕梁正听着指挥部的汇报，情况倒没有恶化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二十万正轨军和三十万预备役军队正奋战在长江干支流各关键地段，当地人也被政府组织起来，青壮年组成抢险队，危险地带的平民被安全转移。主要干支流几处决堤也因为反应及时很快被堵住，目前统计数字看，受灾民众四百多万人，受灾田地面积九百余万亩，包括群众和抗洪士兵在内，洪水造成的伤亡人数为四百五十三人。

    另外，沙袋、帐篷、粮食、药品等抗洪抢险物资因为近两年的发展和道路建设，得以迅速的运抵抗洪前线，但在山地等地段道路难行，许多地方被洪水塌方阻断，那里的抗洪抢险进度缓慢。部队的卡车、吉普车等运输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运来的二百艘冲锋舟也在抗洪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为洪灾，华国从政府到军队，这个不太成熟的体系通过组织和运作变得润滑起来，可以说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华国更强力的组织能力。

    比起后世的1931年特大洪水、98特大洪水，1905年的洪灾规模并不太大。华夏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太多了，特大规模的灾害屡见不鲜，在封建社会，乃至民国时期，政局的混乱和对平民的忽视导致死伤人数巨大，而史书中很难见到对于灾难的详细记载。

    不记载并不代表着损失不大，封建和民国统治者可以对巨大的自然灾害视而不见，但吕梁不能，华国政府不能。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对统治者要求保护的权利，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在灾害发生时能团结起来，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被轻易击垮！

    洪灾发生以来，宣传机关暂时减少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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