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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人工资。有多少用于征地，还有多少是买什么材料要花的，估计就算出了事老百姓首先也是把矛盾对准施工方，不会找你政府什么麻烦。

    你不说的后果就是他们马上想了，这十几个亿最少有多少又被哪个领导拿去给美美们花了。等到你处理了一批责任人的时候，那些纳税人会说：“你看，我们猜的对吧。”

    长此以往，纳税人就觉得他们把钱给你们拿去让美美们花，是一种很傻的行为。他们想着不去当傻子的时候，纳税光荣这四个字。永远是挂在税务大厅里面的口号。

    当然，杨小林也不会让所有的纳税人都有查政府账目的权利，全国那么多纳税人，随着经济条件好了肯定更多，你查一天我查一天，这政府还要专门组成一个班子来应付他们才可以。

    他采取的办法是，年纳税额在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个人和企业，将在每年的年底有专门的听取政府工作汇报的权利，并且在听取汇报的同时他们将看到政府的财务明细报表。

    在那个时间段他们可以对政府的更项收支进行详细的询问。政府必须回答。过了这个时间段，如果他们对某一个项目的运行不太了解，可以提前一个月向政府提出查看账目的申请。若是对某一项账目有异议，可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或者向国家经济发展部直接反映。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平等的，杨小林虽然喊着说保证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权利，但是他保证的只是这些人活着的权利。收入到一定阶段了你就要纳税，最低是百分之八。这个数字也就是政府人员的基本工资的数字。交了这个税，你就有向政府提建议的权利，政府每年会给你一份报表。你可以填写你的政府的期望和不满，会有人专门看的。

    当你的纳税额达到了百分之十五的时候，你就可以参加每年当地政府组成的会议，在会议上你能直面那些官员，质疑他们，并且就一些你不满的问题让他们做出明确的解释出来。

    纳税额达到百分之三十，你就有查政府项目的权利，你还可以要求召开纳税人代表大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对某个官员的做出提出质疑。虽然你的不信任和质疑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是只要你提出来，那个官员就必须到上级政府做出解释。

    这一点上那些民主人士并不满意，陈天华曾经和杨小林说过，希望不信任提案能作为政府衡量一个官员业绩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当地的纳税人提出不信任，就将影响官员的升迁。

    杨小林没有听陈天华的。陈天华说的很有道理，也许这个衡量办法是最简单的，但是杨小林担心这样的话就跟以后要求零上访率是一样的弱智了。官员们会想尽办法阻止那些人提不信任案，相信他们，他们有的是手段。

    至于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官员的水平，决定他是该升迁还是辞职，现在杨司令真没有想到。所以说他的政府还是不完善的。

    最后，目前中国的纳税最高额度在百分之四十，全国只有少数的几十个企业家能达到这个标准，这些人的权利就更大了。北京每年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他们来北京商讨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纳税额有资格达到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你又有好的计划的话，你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走向。

    杨小林的这个做法就是日后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仅仅就在于人民代表是靠人民选出来的，而杨小林这个代表不用选，硬性规定，看你的纳税额。

    唯一的特殊情况是对那些外国来的商人制定的。

    中国的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势头强劲引起了很多外国商人的兴趣，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包括飞利浦也在中国开设分厂。其中相当一部分有钱人给自己办了中国国籍，让自己可以享受中国对本地企业的扶植和照顾政策。

    对于这些人杨小林说的清楚，必须纳税十年以上，才能有代表中国纳税人的资格。

    中国的制度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梯形，能享受民主的仅仅就是那些纳税超过一定份额的有钱人。至于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改善了一点之后其实社会地位根本没有丝毫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看上去还是遥遥无期的。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同志的脚步就要比杨小林同志坚决多了。

    同志们占领了圣彼得堡之后。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但是革命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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