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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

      朱常洛篇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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