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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是一个烟灰托，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他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到了村里，推开那扇门，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走错了吧？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腊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般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

    “应该就是这儿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谁呀？”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

    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

    “怎么不读书呢？”

    村长说：“学校怎么管他呀？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到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

    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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