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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