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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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