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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明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在冷风里揽紧大衣匆匆而过，我把披肩拉开兜着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