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3 (第2/3页)

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间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