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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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