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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