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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份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我有这样一种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唯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激起众怒，我要声明：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径直讲出口来，也不怕直露。当然，大家不乏讴歌主旋律的决心，但能力，或者干脆说是才能，始终是个主要问题。多数的影视作品善良的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都不好看。

      在此情况下，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浅于大众；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之一般水平不符，宜往深处开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你搞出的影视作品让人家看了身上爆起三层鸡皮疙瘩，谁聪明谁笨，也就不言自明。搞影视的人常抱怨老百姓口味太刁；这意思无非是说老百姓太聪明，自己太笨。我倒觉得不该这样子不打自招，这就显得更笨了。我觉得王朔过去的反嘲、反讽风格，使我们能见到深一层的东西。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向主流靠拢，倒使我感到忧虑。王朔是个聪明人。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没有遇上车祸，聪明人很不容易变笨。可能他想要耍点小聪明，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一层主旋律的外衣，故作崇高之状。但是，中国人都太聪明，耍小聪明骗不了谁，只能骗骗自己。就拿他最近的的《红樱桃》来说，虽然披了一层主旋律的外衣，其核心内容和美国电影《九周半》还是一类。把这些不是一类的东西嫁接在一起，看上去真是不伦不类。照这个样子搞下去，广电部也未必会给他什么奖励，还要丢了观众。两样都没得到，那才叫倒霉。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浪漫骑士

      （又名：《浪漫骑士 行吟诗人 自由思想家——悼小波》）

      作者：李银河

      日本人爱把人生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溘然凋谢了。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我只能这样想，才能压制我对他的哀思。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认识他之初，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唐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即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

      我是在1977年初与他相识的。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那时他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我当时一读之下，就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

      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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