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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做的周详，完全不似平常的街边碰瓷。

    甚至连应对的语言，这少妇费洁都是准备好的，听着耿健的话，无比快速的道：“我端着620块钱的花瓶，我躲人都躲不及，我往你身上撞什么，再说了，你看见我拿着大花瓶，你还往我跟前凑什么？大家说是不是？”

    他不用说的有逻辑性，有道理就行了。

    新时代的大学生们纷纷点头，自觉的充当起了陪审团的角色。

    耿健像是被卡住了喉咙的猫，急的眼睛都红了，但他还是在压力下转着脑筋，尽量跟上了少妇的节奏，说道：“我没看到你，怎么躲得开，你也说你拿着花瓶了，你还往这么多人的街道来做什么？”

    说到这里，耿健的思路也清晰了，又道：“你刚买的花瓶，到学校跟前来做什么？”

    少妇却是早有准备，一边扯着耿健，一边指着前面道：“我家住学校跟前，我回家都不行？大学生了不起？大学生还管我回家不回家？”

    “你家在哪里？”一名热心的学生问道。

    少妇冷笑两声，道：“看到前面那栋两层楼了吗？下面的小卖铺就是我开的，

    耿健再次惊慌了，进而也有了自我怀疑：莫非真的是我碰的？

    转念，耿健反而决定不能承认：620块太多了，赔起来要赔死人的。

    尽管现在的北京工人的年均工资有2000多元，但这是中国首都最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下岗潮汹涌之前，工人工资是远高于中国人收入的中位数的。

    再者说，工资并不能简单的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即使是双职工家庭，每年的开支也很高，单职工家庭就更不用说了，2000多元少说要吃掉一半。

    耿健家在农村，条件在当地不好不坏，但供养一名北京的大学生却不轻松，以至于每个月只能给耿健10元到15元的生活费。

    加上学校的补助，耿健的月生活费也就是30元左右，比很多地方大学的学生多一点，但肯定比北京的学生要少的多。

    600元的花瓶，耿健不知道要赔到什么时候。

    少妇见耿健不言语了，却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用力拉着耿健，道：“我要找你们校领导，花瓶你赔不起，让你们学校赔。”

    连带责任的大旗，进一步把耿健吓的魂飞魄散。

    杨锐望着耿健，同时置换自己的角色，亦是暗自摇头，这么精心制作的碰瓷，又岂是一名普通学生所能招架的。

    事实上，在后世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碰瓷都极其难以处理，更别说是1984年的现在了。

    可以说，除非被碰瓷的人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否则双方就是一笔糊涂账，无论是承担100%还是10%的责任，被碰瓷者都会产生足够有驱动力的利益。

    后世还有摄像头之类的玩意儿，84年不仅没有，碰瓷成员的技巧还好。

    严打以前，做这种事的人也不在少数。

    不过，职业碰瓷的做的久了，总归是要留下案底的，王弼找的却是位清白人士，给的条件也不是现钱，除非有人深挖，否则根本没有破绽。

    耿健所面临的，无非是赔多少的问题。

    耿健也意识到了问题，但在表面上，他还想硬气一把，试探试探，于是做凛然不惧状：“不是我撞的，你找谁都没用。”

    少妇费洁提高声量，道：“那咱们就去你们学校评评理，看有用没用。”

    “找就找，你不要拉着我。”

    “我不拉着你，你跑了怎么办，走，咱们去找你们的校领导。”少妇不上当，当场逮住和到处找人可是两回事，她是受过训练的，对耿健的虚张声势怡然不惧。

    耿健的脚步挪动了两下，还没有走出围观的圈子就停下了，他当然不敢回学校。

    不仅因为现在的学校管理严格，还因为他是预备党员。

    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党员简直可以称作是预备官员了，耿健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因此被校领导知道。

    “你想怎么样？”耿健无奈的问出这句话，宣告主动权易手。

    对于接受过简易碰瓷训练的少妇费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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