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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国家级的，但要证明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实在不少。杨锐如今有北大给自己的身份背书，又有cell级的论文，难度系数，大约与当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组相差仿佛。

    不过，要形成清晰的科研链，倒不一定是什么都要写出来，也不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发表论文。

    比如耐热聚合酶，杨锐就准备放在最后才发表。

    原因很简单，有耐热聚合酶，能够大幅度的缩减实验时间。

    pcr本质上就是一个dna倍增技术。

    它能够快速的将dna翻倍再翻倍再翻倍……理论上，想翻倍多少次，就能翻倍多少次。

    这就好像那个著名的旗手与国王的故事。

    在象棋的第一格放2粒麦子，第二个放4粒麦子，第三格放8粒，第四格放16粒，如此倍增下去，第三十格有多少粒？

    ——第三十格将会有十亿零七千三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粒麦子。

    pcr也因为这种超级倍增术，而在无数的领域大显身手。

    比如犯罪现场的dna残留，在pcr时代以前，试剂残留太少是无法检测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拥有了pcr的警局，就可以无视残留数了。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完整的dna残留，就可以倍增到可以检测的状态。

    之所以说，九十年代才有警局拥有pcr，就是因为耐热聚合酶的原因。

    pcr的原料是聚合酶，普通聚合酶也可以用，但每翻倍一次，不耐热的聚合酶就会在九十多度的水浴锅里失活，第二次翻倍的时候，还得再添加一次聚合酶。

    聚合酶不便宜不说，这个过程还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复杂且容易出错。

    而在研究过程中，连续添加三十次的聚合酶，同样不是容易的事。

    当然，开发耐热聚合酶同样不容易。

    所以，历史上的穆里斯等人，首先致力于解决翻倍问题，并没有优先考虑耐热聚合酶的问题。

    毕竟，只有翻倍问题解决了，证明这种方法可行，才有简化方法的必要。

    否则，光是有耐热聚合酶，没有使用它的技术，一样没什么卵用。

    然而，杨锐与穆里斯等人不同。

    他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道，pcr是一项好技术。

    所以，他是首先将能够提升效率的研究做出来，等到要阶段性释放论文的时候，别人就算是受到了启发，也一样赶不上他的速度。

    事实上，杨锐还有点希望有人能追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如果是一名中国人，单纯的做出了一项聪明、简单、影响世界的成果，他得到的评价，估计有一半是“****运”。

    但如果一名中国人，在你追我赶的科研竞争中，以聪明、简单的方式，做出了影响世界的成果，他得到的评价就一定大不一样了。

    当然，这样做，是一定有风险的。但杨锐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阶段性的发表论文。

    理由很简单，单纯的pcr论文，并不一定会将杨锐送上诺贝尔奖的神坛。

    而若是没有诺贝尔奖，pcr项目的价值就大大缩减了，它虽然仍可能价值30亿美元，可对杨锐来说，诺贝尔奖的价值又何止30亿美元。

    本着这种思路，dna合成仪送到的第四天，杨锐就开始草拟第一篇论文——《dna合成仪的改进思路》。

    仍然属于前序性论文，甚至只能说是前序的前序，但所谓的科研链，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链起来的。

    黄茂等人倒是很高兴，他们刚刚在来自香港的多名律师撰写的厚厚的法律文件上签了字，差不多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了华锐公司，只留下一个署名权。

    80年代的中国人，也从来没有通过专利或者类似的手段赚到钱的，黄茂等人对此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反而是名声多一点。

    名声自然是要一篇篇的论文堆出来。

    杨锐根据后世常用的dna合成仪，随便摘抄一些，就用在自己新买的dna合成仪上。

    新招募来的小牛张学通是工科出身的，配合杨锐花钱请来的两名机电系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