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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第三节第一次诏见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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