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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心事的政事堂宰辅们一眼，似乎感觉过于长久的沉默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便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诸位大人以为此策如何？”

      “某以为不妥！”司马光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无论金、银、铜、钞，皆为无用之物。于世间有用之物，乃是粮食与绢布。天下农夫每岁所耕之地不变，则所产之粮不增多；天下农妇所种之桑麻棉不变，则所织之布不增多。而朝廷却要发行所谓‘交钞’，此是以此无用之物，夺天下农夫农妇所产之粮布，与加税又有何异？”

      户部尚书所说的，是一种朴素的经济道理，立时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认同。

      但是太府寺卿显然也有他的道理，韩维立时向司马光欠身说道：“非也！某以为，司马公所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愿闻其详。”说话的是尚书右仆射吕惠卿。虽然韩维与石越本质上都是他的政敌，但相比而言，他更愿意见到有人让司马光难堪。

      自从司马光入朝之后，吕惠卿与司马光之间在皇帝面前公开的互相攻讦，就超过三十次；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评，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吕惠卿曾经数次用计，试图激怒司马光，逼性情刚强的司马光主动请辞，但是司马光却似乎颇觉其意，哪怕在政事堂争得面红耳赤，却绝不肯辞职。吕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轻易言退——一方面，因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让忠君观念极强的司马光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当年王安石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司马光潜意识中，对王安石还有一种信任，怀着一种侥幸认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对吕惠卿，司马光却是认定了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司马光自认为如果自己离开朝廷，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因此虽然屈居吕惠卿之下、哪怕与吕惠卿争得怒发冲冠，司马光始终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

      但是司马光的这些心理，却是吕惠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吕惠卿始终希望借用一切机会，来拔掉政事堂的这根眼中钉。

      韩维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成为吕惠卿打击司马光的工具，他注视司马光，朗声说道：“司马公当知庆历间事，庆历之时，江淮之地便有钱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调集铜钱应付西夏元昊之边患。直至熙宁以来，东南钱荒，依然如故。熙宁二年吕相公便曾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当年司马公曾上章论之，以为如此则会加剧东南钱荒……”他这句话说出来，政事堂中吕惠卿与司马光都表情尴尬，冯京、吴充等人却面露笑容。韩维没有觉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继续说道：“此后朝臣论东南钱荒者甚众，直至熙宁九年夏，张方平相公亦曾言东南六路钱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论之，请朝廷于秋收之时，许农夫纳米不纳钱，以免使农人同时卖米，加剧米贱钱贵，重伤农夫。后其入朝，又数论之，天子恩德，于熙宁九年秋颁诏许之，天下称颂之声，今日尤不绝于道。然则东南钱荒，却并未完全解除。”

      韩维说到此处，连司马光都暗暗点起头来，因为韩维提及的，实是宋朝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死结！大宋君臣，对此都束手无策。果然，便听韩维继续说道：“天下钱事，一面是东南钱荒，致使米贱伤农，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一面却是铜贵钱贱，铜禁未开之时，天下销钱铸铜器者已不可胜数，自王介甫相公开铜禁后，更是风行天下。盖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即可获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谁不愿为？遂使钱荒愈重。石越论及此事，以为以铜铸钱与以铜铸器，利润相差如此，是铜钱之值贱也！若依常理，则既有钱荒，则当钱贵，钱贵则铸钱监当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实，却是各地铸钱监，因铜价贵于钱价，若能不亏，已是万幸。”

      韩维说的，的确是当时的怪现象，一方面东南钱荒，流通市场缺少铜钱，导致钱贵米贱，伤害农业；另一方面，却是铜钱的市场价值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导致官府铸铜钱不能获利甚至是亏本，而同时，却有大量的铜钱被铸成铜器，以及流出海外——因为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数倍于它在本国的购买力！由此更加剧了钱荒的现象。

      这是宋朝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铸造的铜钱，既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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