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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也知道，宋朝的制度，如果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会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五章东风未肯入东门（一）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随着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海事商报、秦报的发行，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赵顼已经与政事堂商议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枢密使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但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更是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毫无疑问，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此事的公开，更是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更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有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陕西的《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鲜明地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批评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公开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但不妙的是，河朔禁军的将领们对西军的得意本来便不服气，即使在河朔地区，许多禁军中，都是西军将领把持着要职，这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奏折的内容很快传到了西军将领的耳中，事实上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也根本瞒不住他们，虽然朝廷的处置让他们无法多说什么，但其心中对河朔禁军固有的偏见，却日甚一日；而在河朔禁军看来，朝廷这样的处置，却显然是偏向于西军的，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