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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项、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项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注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

      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黯，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一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一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一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一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错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撒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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