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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少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币高币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拍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救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伸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尤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互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相是杰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推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救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集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集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一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一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相偏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