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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注京枢密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报告。再怎么说，葬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注京，枢密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注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枢密会议决定从轻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徽纫的消息·仍然对注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葬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注京的传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情，注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一

      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侠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枢密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柞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注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番他回到注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单。

      注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注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社，避免无数无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栖件，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一不过，不管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注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衰衰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蝙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垂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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