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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注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注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注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维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漠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注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与他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项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钱，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勤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垂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

      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几乎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一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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