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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哪怕至少是情绪上的不一致。认为凶手有提供道具的协作者,但又选择单独涉险犯案,白白增大风险,与之前的沉稳有度大相径庭。由此判断此案与之前系列案件缺乏内在一致性,同时说明凶手性格孤傲却又寄人离下,难免性格偏激。
虽然在直觉上,我也认为此案确实有那么一点不同以往的感觉,但他的口气里总有一种要给闷油瓶按个罪名的意思,并且明里暗里责怪我放跑了他,让我很不喜欢。当然,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冒犯我就给他按个“坏人”的帽子。因为人类冒犯我尊严就要降罪什么的,那是上帝干的事。
只不过案件不是学术争论的美好殿堂,在他俩的争论上,专案组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了张教授。毕竟我们很功利的,只要抓到犯人就行,谁管他小时候是不是被教条折磨。再者说,中国是一个比起内在一致性更在乎实用的文化,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毫无压力地入党,因此福尔摩斯的那一套演绎法在中国是很难行通的。
就拿最近挺火的翻拍剧《新福尔摩斯》的第一集举例来说,那位女死者穿了一身粉,福尔摩斯推断出她有一个手提箱后,立刻开始寻找一个粉色的女士手提箱,并且确定凶手是不方便带此手提箱的男性。
但是在中国,我们就很难如此肯定地下判断。一个即便是上流社会出身讲究穿衣打扮的女性,也不一定就会在乎全身打扮的平衡。这个女人要是中国人,她带着个黑箱子我都不奇怪。
当然,就算有个男的带个女士粉手提箱上街我也不奇怪。若你见到一位男死者身边放着一个粉色行李箱,就立刻推断要么行李箱属于一位女士,并且从她身上可以得到线索;要么此人有性倒错倾向的话,就太武断了。因为最后查出来的真相,很有可能只是双十一期间此包缺色大甩卖,而被害人恰好手头紧罢了。
人们日常尚且如此随便,更别提不成功便成仁的杀手了,只要他认为合适的事情,他就会去做,才不管其中的一致性呢。
最后二人达成了一致:还是以张教授之前的侧写为蓝本,去掉了关于服饰的具体描述,改为常着运动或休闲类服饰,然后加上了可能有协助者或者胁迫作案,且并不排除凶手情绪有变,恐怕冷却期会缩短。
方向已经指明,然后就是我们这帮工蚁领着各派出所的小工蚁们暗无天日地排查了。
之后,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信息爆炸出现在光棍节的前一天早上——小花回来了。
跑去湖南调查后,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传回来,我还暗自阴谋论过他是不是趁机回家了。不过,打电话给他时,听起来却相当得疲劳,有两次声音都哑了,甚至都能在眼前出现一位风尘仆仆人民保姆的样子
说实话,闷油瓶的事让我们焦点太专一,因此都有点把他忘了。以至于当看到他从楼梯拐角处过来时,正在走廊里倚着窗台吃早点的我和胖子,一时都没说出话。
他精神不太好,少见地穿了常服,不过见了我俩还是挤出了一个疲惫的笑。
随意客套了几句,他推门进了办公室,不一会又出来了,问我道:“你三叔呢?”
“年底差不多该布置新行动了吧,”说着,我往楼下停车场看了看。“去厅里开会了,你看,车也没在——”
我就说话时这一小会儿把视线离开了我的早餐,等转回来的时候,我的豆浆早已到了小花手,并且少了一半。胖子还好死不死地在一旁憋着笑。
我一下子体会到了养熊孩子的苦衷。还是俩。
“见三爷就是有进展吧?赶紧赶紧,先给我们说说过把瘾?”胖子才不管我心情怎样呢,一门心思要挖到第一手信息。
“还是等汇报完了吧。”小花即便吃我们的,也绝对有原则。
“小气!”胖子用鼻孔出气,然后炫耀道:“哼,我们也有爆炸性的,保管你想不到!”说罢就加油添醋地普及了一下闷油瓶的身份,特别强调了资产身家几个零这种俗不可耐的重点。
“名誉董事?”小花也有点反应不过来,反问道。“吃饭那天我见他那身打扮,撑死了董事身边一保镖。”
好好的作训服被你们嫌弃成这样。我无语的关头,胖子没崩住,一口豆浆从窗户喷了出去,差点没笑死。
想到万一楼下哪个不幸中弹的人找上来,怕会受连累,我和小花反应异常快,同时弯着身子逃回了办公室,剩胖子一个人在外面对着墙傻乐。
之后我没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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