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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尽快进行补强不可。只是如果时机已失,回头赶紧进行补强工作,就好像一幢地基没打好的大型建筑,等到发现建筑有问题时,才赶紧设法补足基础工事,那就非得有特殊的优秀能力不可了。历史上重大的变法几乎很少成功,正是这种教训的最好说明。
商鞅变法的成功,主要由于在秦穆公时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强的基础。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却都难免于流产,甚至血溅宫墙,主要在于政治形势早已趋向衰微,这时候的任何努力,都很难做到力挽狂澜。
反败为胜讲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真正能作得成功的并不多见,而且,当事者所须付出的代价,也是许多局外人难以想像的。所以,万事慎于始。一个真正成功的经营者绝不可依赖投机上的幸运,而应该以硬碰硬的努力工作去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基础,在时机到来时,才能真正得到幸运的成功。
单只有仁政,是很难支配指挥他人的。我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描写这种情况。因此,任何伟大的功业,要让别人也激起奋发向上的努力斗志,最起码,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让人信任的实力。也只有在坚实的地基上,才能建筑坚实的房子,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遭到崩溃的命运。
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论成了朝论,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在他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高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刻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血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经振兴并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
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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