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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屈尊自责可以换得支持

    古时候，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将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因为，人治是指以统治者的人格作为基础，当统治出现危机时，屈尊自责就成为他们唤起同情，争取支持的伎俩。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逼临宋境。徽宗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向大臣请教计策。宇文虚献计道：“今日宜先降诏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师可以任之。”于是，徽守委托文虚草拟了一份“罪已诏”，批评自己的“言路壅蔽，面谀日闻”的错误，并表示要广开言路、兴利除弊。于是沸腾的民怨稍有平复，但实际上，宋朝朝廷仍旧腐败堕落。

    这类“罪已诏”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以天子之身而屈尊自责，必将更加坚定百姓“皇上圣明”的信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愚昧气息充斥的国度里，百姓的怨怒往往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这样的一个“罪已诏”很容易使百姓宽宥他们犯下的罪恶。所以晋人《习凿齿》曾议论道：“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人才流失，那才是最蠢的做法。”

    这种看似勇于承认错误，实则为“障眼法”的伎俩，往往极具欺骗性，因而也就为历代许多统治者施用。

    孔子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而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作为孔孟之道的信徒，曾国藩最佩服孔孟的反省之术。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承认并改正，对于由自己造成的失败要敢于自责，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此举关系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能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而手下诸将受其影响也都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统帅如果有了这种自责的精神，那么打胜仗就是必然的了。

    以仁为治者宽厚待人

    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懂得以仁为治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

    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难免会摆出桀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由此，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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