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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干够十年，合同就解除了，农民轮换工就可以走人。由于采煤劳动繁重，和井下自然条件恶劣，危险，国家正式工干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好干了。有的受了伤，有的得了矽肺病，确实有情可原。但一些身体好好的人，也说头疼脚疼，筋疼蛋疼，千方百计开病假，泡病号。煤矿有一些夫妻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双职工，他们生的子女被称为矿工子女。那些子女当中，女孩子还愿意在矿上谋一份工作干，因为她们不必下井。男孩子就不行了，他们要么跳出煤矿，到别的行业去干。跳不出去的，他们宁可在家闲着给狗挠蛋，也不愿下井。如果再像过去一样，到农村招进大批国家正式工，势必造成恶性循环，使煤矿的工资包袱越背越重。在改革用工制度的呼声中，上面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只招收农民轮换工，让青年农民轮流到矿上挖煤，五年轮换一批。反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多的是，他们正愁没地方去挣钱，给他们提供一个挣钱的舞台，他们不挤破脑袋争着上台才怪。农民轮换工和国家正式工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农民轮换工不往矿上迁户口，不改变原来的户籍关系，干满五年或十年，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也就是说，矿方利用的是农民工的青春和力量。一根甘蔗能有几节甜呢，不过是中间的三五节。一个人的最好年华也是一样，一般来说在二十岁与三十岁之间。矿上好比只把甘蔗中段最甜的那几节吃掉，就变成渣子吐出来。当然，当农民轮换工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在干满十年的所有农民轮换工中，矿上有权把其中百分之五的优秀人才转为国家正式工。宋长玉牢牢记住了这个百分之五，如光芒般照耀他的也是这个百分比。一百个只能转五个，被挑中的概率是很低，如果没有权利机构的背景和过硬的关系，恐怕再优秀的人才干得再好也没用。如果干得不好，就更没希望。宋长玉打定的主意是双管齐下，既要好好干，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又要赶紧拉关系。

      正式工和轮换工的区别，在床铺的摆放位置上也看得出来。杨新声和孔令安的床铺靠里靠窗，床上能照到阳光。宋长玉和孟东辉的床铺靠外靠门，冬夏都是阴面。另外，正式工床上的铺盖是牡丹花被子，太平洋单子，轮换工的床上铺的是粗布单子，盖的是粗布印花被子。两个正式工的床头都有一只木板箱，而两个轮换工还没置下箱子，每人只有一只帆布提包，在床下放着。四个床位通常只有三个人在宿舍里住。孔令安的精神出了点问题，他手里提着提兜，兜里装着笔记本，每天人五人六，做出的是干部的样子，开会的样子，视察的样子，不一定游荡到哪里去。他偶尔回来睡一觉，睡上一天两天，起来胡噜胡噜头发，端起干部的架子又出发了。杨新声把孔令安发生精神分裂的原因对宋长玉讲了，宋长玉嘴上说可笑，心里却吃惊不小。

      宋长玉又该给唐丽华写信了。从大食堂吃完饭回来，他没有马上就写。杨师傅和孟东辉上床睡觉，他也装作先上床睡觉。干了一整夜从井下出来，瞌睡多的年轻人往往一沾枕头就会进入梦乡。可宋长玉用自己的意志提醒着自己，不许自己睡着。他的眼皮乱跳，那是在肚子里给要写的信打腹稿。听到杨师傅和孟东辉都睡熟了，他才悄悄爬起来，准备写信。宿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一只矮脚小凳子，是杨师傅的。他只能借用杨师傅的小凳子，趴在床铺边写信。他把帆布提包从床下拉出来，打开小锁，轻轻抽出放在里面的信纸。他已经给唐丽华写过两封信了。每次写信，他都是先打草稿，然后再工工整整抄写一遍，所以前面两封信都留有底稿。他把两封信的底稿重新浏览一遍，仿佛找到了情绪和感觉，第三封信可以开始写了。把信纸在床铺上展开，他禁不住回过头，又把杨师傅和孟东辉看了看，像是生怕二人此时醒来，发现他在写信。他写信一不是作贼，二不是偷情，三不是杀人放火，按说没什么可怕的。可不知为何，他心虚得很，紧张得很，简直像作贼、偷情和杀人放火一样害怕。这是他的私秘行为，也是重大行动，人生成败在此一举，他不能不慎之又慎。

      信的起首，他不写抬头。每封信的草稿都不写抬头。往干净信纸上抄写时，他也是先把抬头空着，等抄写完了，并确信不会被别人看见，才在抬头处填上唐丽华的名字。为郑重起见，他不能称唐丽华为小唐，或丽华，只能写全名全姓。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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