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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做出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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