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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想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下，又拿了出来。他知道，眼睛很好使的孟东辉会看见他的信封。他想让孟东辉看见，又不想让孟东辉看见。既想让孟东辉知道，他用上公家的信封了，已经和孟东辉拉开距离了，又怕孟东辉看见便宜走不动，张口跟他借信封。果真，孟东辉把信封看见了，问着哪儿来的信封，伸手把信封捏起一个。宋长玉说：“别动，这是矿上宣传科的杜科长发给我的，是让我寄稿子用的，不许寄别的东西！”他站起来，伸手跟孟东辉要信封。孟东辉不还给他，说：“我看看还不行吗？”“信封上又没有美人头儿，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信封怎么着，拿来！”宋长玉的做法很像一个小孩子，愿意把自己独有的玩具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赢人家的眼。人家一旦把他的玩具摸到手里，他立马翻脸不干，要把玩具从小伙伴手里夺回来。孟东辉没有把信封还到他手里，一甩，甩到床上。宋长玉对孟东辉这样甩达他很不满，瞪了他一眼，说：“干什么！”孟东辉不服地哼了一声，说：“你牛皮，行了吧！”

      宋长玉把三个宝贝般的信封用了两个，一个寄稿子，一个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还剩一个和稿纸一起放进提包里。他完全想象得到，当带红字的信封走到家里，母亲会拿给这个看，拿给那个看。母亲不识字，会让识字的人把红字念给他听。念完了，母亲也不会把信封随手乱丢。但母亲也不会把信封像放钱一样藏起来，母亲会把信封放在堂屋当门条几的明面上，让前去走亲戚串门的人一抬眼就看得见。总之，母亲一定会很好地利用信封，充分发挥信封的宣传作用。实在说来，母亲自打嫁给父亲二十多年来，在村里活得太憋气了，被支部书记的老婆欺负得太厉害了。剩下的那个信封，宋长玉一时舍不得用。他有好多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高中毕业后，虽然同学们各奔东西，但私下里在互相打听着，也在互相攀比着，谁都想知道别的同学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是得意还是落魄。他倘是用这样的信封给其中一位有传播能力的同学写一封信，当会收到不错的效果。之所以没舍得把信封用出去，是他几乎把信封看成工作证了。是的，杨师傅有工作证，孔令安有工作证，他和孟东辉等所有农民轮换工都没有工作证。他看过杨师傅的工作证，里面贴的照片和砸在照片一角的钢印且不说，仅工作证的封皮就够让人眼气的。封皮是大红塑料的，工作证和夏观矿务局的字样是烫金的，看去真是辉煌，华丽。宋长玉当时就想，他什么时候能拥有这样一个工作证就好了，一辈子就不亏了。可他什么证件都没有，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他无法向别人表明和证实他的身份。一个无从显示身份的人，就像一个虚无的人，有时似乎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有了这个信封就好多了。比如坐在火车上，有人问他在哪里工作，他就可以回答人家在乔集矿工作。不等人家问他乔集是哪两个字，他就把信封掏出来了：“诺，就是夏观矿务局的乔集。”

      康队长说话算数，过了两天，新一期矿工报发下来后，他果然让小马给宋长玉送过去了。送去之前，他让小马先看看，上面有没有宋长玉的文章。小马从报眉毛看到报屁股，没有看到宋长玉的什么文章。小马给宋长玉送的矿工报，宋长玉没有看到。又过了两天，小马在食堂门口碰见了宋长玉，问给他送去的矿工报看见没有。宋长玉说没看见，问小马哪天送的。小马说是大前天。宋长玉摇头，还说没看见，真的没看见。他问：“你去的时候谁在屋里？”

      小马说：“只有孔令安一个人在屋里，我问他哪个是你的床，把矿工报放在你床上了。我还特别跟他交代，不要让别人把报纸拿走，等你回来，马上跟你说一声。怎么，那家伙没跟你说吗？”

      宋长玉说没有。他很快作出判断，孔令安不是把报纸藏起来了，就是把报纸撕掉了，才不会把报纸留给他看呢。孔令安的神经出了毛病是不错，但不等于他的神经都死掉了，比如孔令安用于嫉妒的那根神经，就一定存在着。自从上次孔令安在食堂把他从唐丽华身边拖开，并声称自己和唐丽华谈恋爱，宋长玉就似乎看到了孔令安身上那根发展着的嫉妒的神经。也因此，宋长玉对所谓神经病人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多种神经各司其职，处于均衡状态。一旦有的神经在疯长，在枝蔓横生，而另一部分神经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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