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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

    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片段，他一分钟不到看完，挺宽厚：“已经不容易了，我给你三点意见。”

    他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

    我动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点意外，我的节目里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说我妖魔化他们呢？

    “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经济问题是什么？很简单，买和卖。我在纸上写：“那买的是谁？卖的是谁？”自问自答：“买的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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