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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个地方军人犯点小错误，比如随意停放军车、酒吧砸场子之类，警察也是能大事化小就化小的，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己在的派出所被砸。

      最让警察心里添堵的，还是保险和死伤后的抚恤。

      据喝酒后听潘子白话，自部队提高军人伤亡待遇后，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三重保险的，并且12年还专门颁布了《军人保险法》。基本上，一名因公牺牲的排长或战士的抚恤标准，至少在150万元以上。

      而我们警察呢？除了各个地区自己给上的公费医疗和团体意外险之外，很少有保险公司满面笑容愿意接受我们投保的。因为在保险公司看来，我们属于第五类高风险职业，要交比普通人贵3－4倍的保费，同时还需要修改条款以缩减保障范围，这才能给我们投保。

      因此，民警因公伤亡待遇明显偏低，有时甚至比辅警还低，因为他们算是企业职工。打个比方，假如一位在编民警和一名辅警在执行任务中同时牺牲，享受企业职工保险待遇的辅警的抚恤可达40余万元；而民警的抚恤待遇仅为本人生前工资的20倍，加上公安部特别补助金10万元及省公安厅补助6万元。

      更别说大奎那样的防暴警察更惨，因为保险公司对他们拒保。所以，即使看见大奎努力在三叔和其他领导面前卖好，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不过话又说回来，军人不都是子弟兵吗？像闷油瓶这么高冷真的好吗？

      或者在我所不熟知的军营文化里，大家是这么理解的：要是一个战士有闷油瓶这么个长相，再不高冷一点的话，就是个捡肥皂的命吧。

      第二十七章

      在余杭呆了不到四天，等他们开始着手布控抓捕，我们就回来了，正好赶上给即将远赴湖北的潘子饯行。

      不过，当然了，说是饯行，也不过是中午在食堂点两个小炒，毕竟一个出差也没人当回事。

      本来说好三叔也会来，我们还等着他付账呢。结果快到中午时，他被郑局一个电话叫走，见领导去了。于是饭桌上就剩下我们老几位。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几个年龄性格差异挺大的能凑在一起，这事情说起来还挺神奇的。

      警局内部就像其它各类行政机关一样，即便是相同部门，内部也会形成各型各式的小团体。比如一般内勤、宣传等部门的妹子们会坐一桌；而老爷们数量太多，就复杂了，基本上外地内地有别，然后当官的和下属不一起坐，再来是喝酒不喝酒的分开，最后已婚未婚还要分一档。

      刑侦队里我们几个情况都挺特殊——胖子小花潘子我都是外地的，都单身，然后还都混得不错——以至于我们基本上融不进去现有的小团体。理由很简单，我们晒政绩或者分享路边看到的妹子照片时他们只能眼红，而他们聊的那些奶粉尿布什么的我们也不想听。

      人来齐了后，四个人互相问了问手头的案子，不失时机地倒几句苦水，说来说去话题又绕回到了共同的案子上。

      像这样成立专案组，投入很多人力去调查的案子，能掌握全部信息的只有直接负责人，也就是三叔或者小花级别的，其他探员手中的线索多少都会有些断层。

      若是最底层的警员倒不用在意什么，就像蚁群中的工蚁一样，执行上级交派的任务即可。但像我和胖子这种直接参与破案，却又不能掌握全部信息的中层人员就很苦逼了，再加上我们还为别的案子离开了一段时间，从潘子口中套点话出来就成了当务之急。

      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武汉人事局方面给出的回答一律是不知情。等接到武汉公安方面的初步交涉后，那边才稍微松了口，承认说他们工资福利与退休处的一位职员，曾接受一位局长所托做这个事情。

      但当问及汇款理由，以及是否有被害人相关人事资料的问题时，人事局方面给出的答案还是不知情。

      而武汉公安联系交付任务的那位副局长时，也被对方告知是受人之托，只是帮忙给指定人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第三等出一笔生活费，对接受汇款的人不甚了解。但是从他处得知，托付他办事的是当年武汉市公安局的二把手。

      “然后呢？哪位二把手呢？”胖子扒拉着盘子里的肉，追问道。

      我听潘子说得这般曲折，心里早有了不好的预感，心说没准又是死胡同。就听潘子道：“嗐，别提了！这不是年前整治裸官嘛，那局长也在名单上，没想到他女儿争气，趁澳大利业还能搞投